星座命理文化的兴起

我们知道，某些科学家曾与宗教与占星术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这里面包括开普勒，包括弗兰西斯·培根，以及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，甚至，晚年的牛顿曾经一度致力于神学的研究。而创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，后来也似乎跟牛顿一样老糊涂了，不甘寂寞地研究起了宗教信仰。还有一位在心理学领域声名显赫的文化巨匠佛洛依德，毫不隐晦地表示，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次，他不会去研究心理学分析，而会转向去研究超自然现象。还有许多科学界的巨人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突出贡献之后，无一例外地把睿智的目光越过物质世界投向了精神与灵魂的空间，这，或许多多少少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发。

要谈星象，谈命理，我们总是避不开“迷信”二字。在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中间，迷信被分为两类，一类是需要我们被动接受的，出于政治或者别的什么目的，比如宗教；另一类则是必须无条件摒弃的“封建文化糟粕”，诸如命理风水。总之这都与科学精神相悖，都写满了虚妄与玄异的狂想，自欺欺人。这种教育让我们无法从单调枯燥而缺乏想象力的唯物论中解脱出来。即便是容易为我们一股脑接受的西方文化，占星术想混入中国市场，还是不得不进行了二十年的曲线攻略，很憋屈地披着星座娱乐的外衣，打了长时间“性格决定论”的幌子，直到现在，大部分中国人仍然认为占星不外乎十二星座，占星只能研究人的性格，纯属娱乐，其中不乏东方命理爱好者和研究者。

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，至少它告诉我们，二十世纪后半叶，中国的文化土壤是贫瘠的，它拒绝神秘文化的繁殖生长，它们就像偷偷钻出来与谷物争夺阳光和养分的杂草，低调、委屈，却逃脱不了被清理拔除的命运。只有两类得以苟且偷生，一类是与谷物根须纠缠难以分割的野草，虽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但无奈投鼠忌器，人们不得不饶它一命。另一类则是那些外观酷似谷物并生得规规矩矩的杂草，出于不经意的误会与不切实际的期望，人们把它留下来并期待着丰收的喜悦。而当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人们感觉到自己被欺骗被伤害了，开始气急败坏，大声斥责其为“伪科学”。
而事实上，神秘文化从未想过向科学靠拢，更谈不上一个“伪”字。科学就是科学，它就是它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很多命理星象的研究者也未能分辨清楚。拜数十年“唯科学主义”的教育经验所赐，我们严重倾向于用科学知识解释一切，并用科学知识否定一切，把一切“科学化”或“伪科学化”。当研究者们带着科学的尺子把批判的眼光投向命理文化，他们一方面被这种文化神秘的实效性所折服，另一方面又为背叛了自己的科学信仰而焦虑。于是，他们开始想尽办法让命理和科学结成亲家。而另一部分人，则抛弃了科学主张的实证主义原则，仅凭几个类似于“抽屉原则”的推理，闭着眼睛将千年文化抛去谷底。
一方面，科学不能回答所有问题，另一方面，科学所找到的答案并不令人类满意。它把人类变成了猴子的后裔，把地球从宇宙中心赶到了不起眼的银河边缘，把人类的灵魂驱逐出境，把人的一生归纳成一场生化反应，最后瞬间湮灭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仅仅从这个角度讲，科学在不断地让人类失望。它让有思想的人兑变成一堆不起眼的物质，让现代人精神空虚而迷茫，让现代人缺失了灵魂和信仰，只知道无止境的追求物质享受。而且，它还在不断地把死亡和生存的恐惧推到人类面前。
是的，这就是科学。毋庸置疑，它极大的发展了我们的物质世界，可这种发展正在将人类推向毁灭，与此同时，它早已毁灭了我们的灵魂世界。我们在不断地强调，是科学告诉了我们这世界的真相，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真相。这意味着，这很可能完全是一种表象，一种假象。我们应该呼唤灵魂的回归，因为除了物质之外，我们还是生命。
星象命理并不能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至少，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向。
它并非科学。它只是一种语言，大宇宙的语言。我们无法直接读懂这种语言，所以发明了许多命理工具，在欧洲有西洋占星术、塔罗牌，在印度有印度占星，在中国有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数、梅花易数等等。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宇宙归纳为一种秩序，循着这些秩序进行征象和演绎，把宇宙的语言尽可能地破译出来，让我们的灵魂可以与宇宙进行对话。这种天才式的演绎需要出色的灵性与直觉，远比严密规整的科学推理更为惊心动魄。这种种玄术虽然经历了数千年历史的洗礼，但仍然未能发展完善，作为后世学习者的我们，仍然有很多机会在这部学术史中加入自己的创见和名字。

这是大水瓶时代的初期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思想多元化而自由散漫的年代。科学依然是信仰的主流，科学依然在推动着世界发展，但我们有更多机会整合巫祝宗教与星象玄术，天王星的自由与机变让人类有许多机会摆脱思想的束缚并升华灵魂，神秘文化从未开启的大门正在向每一个人徐徐打开。越发崇尚自由的社会，将带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，星象命理文化将在数度沉沦之后崛起。